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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从这个新社会呀,解放以后,我爸爸感触最深,是最大的翻身户。因为你看尽管在旧社会(19)48年、47年那时侯,就是红了,没挣过大钱,一直也就受这个封建把头啊什么的剥削。在过去呢,这个相声也不攒底,杂耍儿这个行业——曲艺呀,主角儿都是京韵大鼓,什么林红玉呀、小彩舞啊……这些老人儿吧,他们这个……白云鹏啊、刘宝全啊,京韵攒底,最好的相声——“倒二”。后来可能是侯宝林改变的这个,因为效果好,相声攒底了。在老年间没有,再好的相声你也是“倒二”,这“倒二”虽然说跟“底”就差着一个名次,那钱可就差多了,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事儿了。按我们老爷子说话,“我那年傍白云鹏如何如何”,“我那年傍刘宝全如何如何”,这叫“傍”,“傍角儿的”——“里子”。实际咱又不跟他一个节目,他唱他的京韵,咱说咱的相声,你这叫“傍角儿的”。所以在旧社会,没得过好。

  他解放以后呢,就翻身,彻底翻身了,这里头政府挺重视。那时侯政协委员啦,文艺工会副主席啦,曲艺团副团长啊,都是他的了。在政治上啊热情,有一种报恩思想,所以解放以后(19)50年吧,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第一届慰问团是北京的,那时侯我父亲就要求:“第一个我去!”,但是第一批没轮上,是侯宝林啊、小蘑菇他们——甭管为什么——他们。天津呢就是第二届,那时侯我记得我爸爸去时候我妈哭,它危险啊!炮火连天啊,家庭妇女嘛,他是一家之主,这要没了这家——我们家八个孩子,加上马敬伯,九个孩子,那生活怎么办?但是我父亲还是去,而且不是一趟,去上是一年半载啊是仨月五个月我不记得了,回来以后又歇一段儿又去一趟,一共去了三趟,停战以后可能又去了,去过三趟。在那儿摸爬滚打,又长一身虱子,满不顾啊,在这方面他是一种报恩思想。包括现在文革以后,他又焕发了这种报恩思想。艺术上他没有伙伴,没有捧哏的了,就和让王凤山,王凤山是唱快板的,他没说过相声,但是他一字一句教给他。王凤山过世以后自己还要演,就编了大量的小段,小笑话,而且呢,也可以说脍炙人口,像什么《逗你玩儿》啊,小孩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激发的他这种力量,他不走穴,不争名不得利,只要是包括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吧,公安局需要一些名人,去维持治安,这也是一种效益吧,戴上个箍,红箍,治安员,在他们家大门口那儿,大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一找他,“我干!”慰问干警那演出那就是几乎不断,一年到头老有。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往马路上一站,围的人倒影响了交通秩序了,结果“您别来了”。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为政府办事的,绝对责无旁贷,甚至身体不好,他也演,他也干,就包括我母亲眼看就要过世,他在家帮着伺候着,大夫抢救,今天晚上有演出,他还演去了。演完回来以后,老婆儿没了,到家就等于没见着面儿,见面人死了。

  一个相声演员,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这合作伙伴搭伙啊,合作啊,一个人由始至终,几乎没有。像比较长的,像高英培,范振钰,搭伙四十年——当然最后还是散了——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我印象里头,我父亲这一辈子搭过的伙,临时伙不算,正式搭几年以上的,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位,就是刘奎珍、耿宝林、侯一尘、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刘奎珍、耿宝林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这一拨儿人都在一块儿,青年时期,正在磨练的时期,今儿个我给你捧,你给我捧,比较合作长点的,就这两位。后来呢,就是侯一尘了,侯一尘相貌好,胖,剃一光头,口音也好听,他给老爷子捧,艺术上崭露头角了,到北京一炮打响,那时候就是侯一尘。后来也是散了,他呢跳到别的园子去了。以后就搭上张庆森,张庆森呢完全是老爷子一口一口喂的,基本上,除了他的天赋条件以外,没有什么他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好捧哏的。

  真正好捧哏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所谓捧,就是两个手捧,托着这逗哏的。逗哏的在那儿演,你在那儿既代表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双重的身份。他能够烘托气氛,补这逗哏的不足。所以谓能做到这点的,就不要说是你说那段我都会,我都能给你接上来,亘古一人,就是赵佩茹。为什么赵佩茹他作为捧哏的,他在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一定级,他就定为四级,那个时候分十六级,演员级十六级,六级以上为高知,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攒底,能够担纲的主要演员,像什么常宝霆啊,小岚云啊,小彩舞啊,这些人,我们老爷子,都在三级、四级。一级、二级最早没有,反右以后有了二级了,小彩舞二级,我们老爷子降为七级,那是另一回事了。就说最早凭艺术定级,赵佩茹定为四级,那时候李润杰,十级都不止,十一级甚至于,一来时候他六十多块钱,七十多块钱,赵佩茹二百二十四。说“艺压当行人”,你要没能耐,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一般的捧哏的,一百一十一块五,他二百二十四,可是没有人咬,“他这不合理”,没有。就说他的艺术,值!他值这个四级演员。他尽管是捧哏,他没傍过次角,侯宝林、小蘑菇、我们老爷子,他正式搭伙,这一生就这仨人。他是个捧哏的,但是他能够给逗哏的说活。对所有的相声他都可以够去评头品足,而且他能够给你指出来,你究竟哪点不对,哪点好,哪点不好,哪点应当怎么努力,哪点根本不能用……他说的一般地都是很正确的。同行没有不服人家的。没有好逗哏的,他逗哏,他拉着李寿增,他逗。而且他的逗哏,那是……地道!绝对是规规矩矩,是老道。赵佩茹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思想,比较保守,但是他那东西好,好以后呢,他就不改。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我爸爸逗哏了,他就放弃了逗哏,他就专心捧哏了。他能逗哏,他能说单口,他能说评书,他能当艺术指导。他这样的捧哏大家我估计是空前绝后了。也许,将来还能有,反正按当代中国说相声的捧哏,超过赵佩如的……甭说超过,接近他的可以说是没有。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我们老爷子相当难过。尽管从交情上不比张庆森深,但在艺术上是一大损失。

  我呢,从小接触文艺界……具体说吧,就是曲艺、相声。但是我不是从小干这个相声。我最小的时候喜欢听京剧。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没买过零食。那时候家大人给钱很少呀,给几分。在以前吧,给几百块钱,就是几分钱。我小时候100 块钱就是一分钱,1000块钱就是一毛钱。给100 块钱买零食去,钱都存起来,听戏去。上至马连良、梅兰芳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我都听过,就爱这个。可是听戏呢,是花钱听。听相声呢,是白听。所以,听相声更多一点。听相声就是我哥哥马敬伯,在鸟市,天天在那说相声。我爸爸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相声。我只要闲下来,就上这两个地方听去。听这个还有好处——相声场子听不到一天的时候,钱下来了,有那破票呀,往一块粘,粘不上的,或者粘的挺乱的那个,也能花呀,“给你吧!”我就拿这一毛钱,出去买个煮梨,买点荸荠,买点糖豆……那时候小,也就是10岁以前吧,七八岁。我是艺人出身。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 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

  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
大家都是出来卖的,何苦自己人为难自己人
那些活好的,或者活新的,或者花样多的,
或者老板拉皮条功夫好能拉到肯多花钱的客的,
拜托不要老是打击年老色衰的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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