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又到天津。这才跟认识张庆森,跟张庆森搭伙。跟张庆森搭伙,我认为是“既有买卖,又有交情”。他这一生搭这么多伙,关系最密切的是这个伙伴。两个人,捧逗之间——现在也一样,往往为这个……分钱呐……名利吧,你职称上去了,我没上去,我不给你捧了,我撂挑子了,什么你的钱多了,我的钱少了……为这些(闹意见)屡见不鲜,这是经常看得到的事。但是我印象中我爸爸和张庆森在“燕乐”……现在也叫“燕乐”,前一阶段叫“红旗”,在天津荣吉街那有个园子,每天晚上演完了以后,两个人都不走,拿扑克牌打“罗宋”,玩这个干嘛呢?我爸爸从来不玩牌,但是跟张庆森玩这个。谁要是赢了,谁出去买夜宵,打二两酒,买点酒菜,夜里吃的东西。谁要是输了,谁白吃,也甭买去,坐那等着。按常规说呢,得想法输呀,输了就不花钱了,又省力气。但是,两人拼命地去赢“我得花钱!”那个说“我得花钱!”从这一点就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来了。

跟张庆森的时候,段子最宽,53年进了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那(时候)有大量的录音。每天演出都录,虽然是广播曲艺团,但是,也干业务。每天剧场那卖票,售票,干业务。顺便呢,工作人员把音都录下来,都留下来了。可惜呀,反右派斗争以后,把他们的东西都销毁了……

  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点损失吧,因为留下来还是有研究价值的。以后呢,又搭上“右派”了,因为《买猴》。这个《买猴》我印象特别深,好像在56年~57年这个时间,还是更早一点……大概54年左右吧,《买猴》这个段子下来了。上一个新节目不是自己随便就可以上,也是有组织的“你把这个念念……把他演出去……”我父亲看完这个本子不愿意上,他不懂别的啊,政治上他不太敏感,就是从业务角度,从相声规律考虑这个段子“倒插笔”太多。也就是说在台上如果演员这段有一点忘词了,走神了,说乱了,没有救,不可挽救。不像有的段子,比如说《夸住宅》吧,随便,大点就大点儿,小点儿就小点儿。反正是说捧哏的家里阔。说来说去开个玩笑,说来说去开个玩笑,最后,到“底”背不“表趟子”也好,过去说他们家房子也好……都是可大可小,可删可减。

唯独这路新段子,还是“倒插笔”。一旦忘了,就能撂到台上,就下不来了。他很怵,又长。按当时我父亲说呢“这东西这么长,我受得了吗?背这一段比别的段子两段还长呢?”他不愿意念这个。但是,领导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个任务,不能不用,不用是态度问题……”我印象当中他改这个段子……他错就错在改这个段子了。人家刘宝瑞说这个就按何迟原来那个本子念,演完以后效果很不好。就像是一个“过去”,演一遍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老爷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本子如果我不把它改成我的话,改到我认为合情合理,不到这个火候他是不拿出去的。所以他在改这个段子上费了功夫了。我们家房子也很窄,晚上,他登着凳子上立柜上够烟去,一上去,“呦……”晕了,“咚!”就撞地下了,把脑袋磕了一个口子!这就是那些日子脑筋费得太大了……他给自己挣了一个“右派”……后来,他演出这个段子,一炮打响。也就是算他的成名作也好,对他影响很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最后弄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段子,打成右派。

  这段《买猴》是几起几落。打成右派以后到农村,改造、监督劳动。到60年下半年,调回来了,调回曲艺团,降四级工资呀!就改成了后勤,干活了,刷厕所呀,帮着食堂干点什么,后来呢,又让演出了。“你还得把那个《买猴》拿起来,还得把它推出去……还要演……”“我可不演了,好家伙……为这个段子弄成这样……我落这么多工资,我们家生活都成问题……”“你老实不老实!……”又开始,吓唬一顿“这是个态度问题……”又把这个重新背下来,又演。到了四清,这些领导又跳出来了“马三立利用三年困难时期,推出了大毒草《买猴》,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又变成这样了,又批判一顿。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才彻底平反。这回又拿出来《买猴》,又不一样了。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今天的政策。心情舒畅了,又一次把《买猴》拿出来……最近,天津电台出的带子,里边还有这段。所以说,这个段子是三起三落。
大家都是出来卖的,何苦自己人为难自己人
那些活好的,或者活新的,或者花样多的,
或者老板拉皮条功夫好能拉到肯多花钱的客的,
拜托不要老是打击年老色衰的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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