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如流水逝如风（外一篇）
林遥

（原载于《天涯》2023年第5期）

一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在我印象里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人文气息的一部小说。从金庸创作的时间线来说，《倚天屠龙记》在他的十五部小说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神雕侠侣》在《明报》连载结束的时间是1961年7月8日，但《明报》很早就开始刊登广告，向读者预告《神雕侠侣》结束之后，将连载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

1961年的《明报》并没有走出销量的困境，每日维持在两万份，不过勉力维持。在过去的两年间，《明报》经常调整副刊的内容和加强新闻报道，许多新闻为了吸引人，不乏粗鄙的标题。为了能够打开销路，《明报》甚至开辟了马经版，争取“马迷”读者。作为大股东的金庸，本不喜背上诲赌之名，但为了报纸的生存，又不得不为之。

世人皆知《明报》上金庸的社评非常有名，其实《明报》在最初开创的两年，还没有什么精力去顾及社评。被称为《明报》社训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当时也还未出现。这八个字原是1962年副刊“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后来被引用为《明报月刊》的编辑方针。

这一年的金庸的社会身份，是武侠小说作家、电影编剧、知名影评人，但他还不是一位成功的报业老板。怎么能够让《明报》生存下去，金庸依然彷徨而苦恼。《神雕侠侣》终于要写完，即使金庸对于小说写作再有新想法，也不得不屈从世事，继续为《神雕侠侣》撰写续集。

为了强调两部小说的连续性，让《神雕侠侣》的读者每天买《明报》追看小说，金庸从1961年7月1日起，就开始预告：

《神雕（侠侣）》尾声中现身的张君宝，即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故事接续《神雕（侠侣）》。张三丰及其众徒为书中重要人物，而杨过、小龙女、郭襄等亦将出现。

1961年7月2日继续广告：

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定七月四日开始在本报刊登，头一段精彩热闹节目为:小东邪大闹少林寺。

1961年7月3日广告不停：

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明日起在本报刊登，与《神雕侠侣》未完部分同时刊载，俾读者诸君先睹为快。

1961年7月4日仍是广告：

金庸新作《倚天屠龙记》中，首段写张三丰创立武当派，少林寺十八罗汉齐上武当山索还《九阳真经》，自此引出无数奇幻变故，六日起开始连载。

从这些预告来看，金庸对于《倚天屠龙记》究竟写些什么故事，远谈不上计划，只是牢牢扣住杨过、小龙女、郭襄等人物，甚至还抛出十八罗汉上武当索还《九阳真经》的噱头，大略言之，招徕读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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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6日，《倚天屠龙记》登场，彼时《神雕侠侣》尚未结束，所以从1961年7月6日到8日，《明报》同时刊载《神雕侠侣》最后三续以及《倚天屠龙记》开头三续。

这三天“小东邪”郭襄很忙，在同一个版面的两部小说中来回串场，吸引着读者的目光。1961年7月8日，《神雕侠侣》最终回，金庸特别写道：“至于《九阳真经》下落如何，将来当在《倚天屠龙记》中交代。”

然而，金庸小说写作的很多重要转变，都是始自《倚天屠龙记》，江湖恩怨不再执着于历史兴衰，而是从自身的矛盾开始展开，武林争斗开始庙堂化，具有了政治解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以严肃文学的标准审视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也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金庸终于脱离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神雕侠侣》叙事空间，他对于人物的塑造和理解，也是从《倚天屠龙记》有了转变。

金庸最初创办《明报》，想走的是小市民轻松阅读的路线，并没有想要涉及政治立场。金庸虽然多次强调《明报》是一份立场中立的报纸，但因金庸出身左派报纸，香港左派报章仍将《明报》视为一份左派的外围报纸，彼此关系融洽。后来，针对1962年大量内地人渡港之事，金庸旗帜鲜明亮明观点，左派报章不再将《明报》视为同路人，金庸也与自己昔日的朋友渐行渐远。及至移民潮结束，6月8日，《明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将要开辟“自由谈”栏目的启事，邀请各界人士发表言论，《明报》的读者群，也逐渐从小市民转为知识分子。

若将这个时间段回看《倚天屠龙记》的故事，正是张无忌在朱武连环庄被骗、习学《九阳真经》之后再次出世，又在布袋中之中亲聆成昆暗算明教群雄的时间。金庸对于小说内容的思索，与他现实所处环境分拆不开。

二

1963年，金庸以“徐慧之”的笔名，在《明报》开设了专栏“明窗小札”，为了故意隐匿身份，还在文中称呼《明报》老板为“金庸兄”。金庸对自家的小说是改了又改，但对于集结出版的《明窗小札》却是一字不改。这年的4月25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中发了篇文章，叫做《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里面列了七种台湾武侠小说的模式，并说“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可见金庸对刻板的武侠小说创作始终是反思的，只是囿于创作环境，他也不得不从俗，所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情节不能随心所欲，自然要在人物行为判定上做出些改变。

这种改变当然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1966年1月创刊的《海光文艺》上，文中批评金庸的小说从《倚天屠龙记》走上了邪路，特别强调：“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可能听得进去？”（《金庸茶馆》第5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4月）我们现在看梁羽生的评论，当然觉得他具有“卫道士”气息，但是结合当时香港左派报章的立场，梁羽生当然有他对武侠小说写作的认知，同时，他也敏锐地发现了金庸小说写作开始了转变。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武侠小说中，正邪就一定要二元对立吗？

关于正邪分野，在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明教面临灭顶之灾时，这些正派口中的“魔教”诸人却视死生如无物，平静吟诵：“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当时初读之下，竟着实难忘。

无独有偶，我后来看过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一篇文章，对这几句话也是赞赏有加，说“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并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于是“一切忧患与焦灼都得以缓解”（钱理群，《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我没有钱理群先生这样浓烈深邃的情绪，只是觉得这几句话大可玩味：“魔教”要怜悯世人忧患，而“正派”却要剿灭这些人，那么何为正？何为邪？这种思考，的确高于一般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化”的分法。

这几句话连载版即有，也非出自于历史资料，应为金庸自己所作，字句虽简，却可窥见金庸在诗词上的素养。除了明教“教歌”，在《倚天屠龙记》中另有几句诗，同样也令人阅后难以忘怀。

第二十回“与子共穴相扶将”里，张无忌和小昭困于光明顶地道，小昭唱了一首歌：“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而张无忌年纪虽轻，十年来却是艰苦备尝，今日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咀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两句，不禁魂为之销。

在第三十回“东西永隔如参商”里，这首歌再次出现。张无忌与赵敏随金花婆婆到灵蛇岛寻找金毛狮王谢逊，遇上波斯明教总坛来的三使者，陷于困境。三使所用圣火令上的武功匪夷所思，连身负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都一时无法取胜。

受伤的殷离在睡梦中哼唱曲子，也是这几句，到后来“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翻翻覆覆唱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我对这两句歌词印象极为深刻，读后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每次想到这句话，都会忍不住去再翻一遍小说原文。

这两句诗是否也是金庸所作呢？

三

小说对于这首歌曲的两句歌词以及波斯三使者的武功来历，进行了解释：

谢逊道：“明教传自波斯，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却不是明教的歌儿。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峨默作的，据说波斯人个个会唱。当日我听韩夫人唱了这歌，颇受感触，问起来历，她曾详细说给我听。
“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峨默长于文学，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他年祸福与共，富贵不忘。后来尼若牟青云得意，做到教王的首相。他两个旧友前来投奔，尼若牟请于教王，授了霍山的官职。峨默不愿居官，只求一笔年金，以便静居研习天文历数，饮酒吟诗。尼若牟一一依从，相待甚厚。
“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阴谋叛变。事败后结党据山，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该派专以杀人为务，名为依斯美良派，当十字军之时，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无不心惊色变。其时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计其数。韩夫人言道，极西海外有一大国，叫做英格兰，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遣人行刺，国王身中毒刃，幸得王后舍身救夫，吸去伤口中毒液，国王方得不死。霍山不顾旧日恩义，更遣人刺杀波斯首相尼若牟。首相临死时口吟峨默诗句，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了。韩夫人又道，后来‘山中老人’一派武功为波斯明教中人习得。波斯三使武功诡异古怪，料想便出于这山中老人。”

这段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又是金庸的小说杜撰呢？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的记录，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在纳霞堡教书。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尼让牟的父亲遣尼让牟来就学，尼让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奔沙伯，一个就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的人，奔沙伯是阿里的人，莪默是纳霞堡的本地人。他们读的是“可兰经”，研究的是古代传说。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霍山（即奔沙伯）向尼让牟和莪默说道：“世间一般的信仰，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互相帮助？”尼让牟和莪默答道：“随便怎样都好。”霍山便说：“那末我们大家应该发誓：无论幸福落与谁人，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尼让牟与莪默都同意了。后来尼让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给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依时美良派的首领。他在一○九○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让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大神哟！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莪默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见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访问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说道：“你能给我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净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的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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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默·伽亚谟，郭沫若译，《鲁拜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1978年5月第3次印刷）

将这两段文字进行对比，我想从译名到语言，应该可以看出，金庸故事的叙述来源就是这里。这段文字的译者是郭沫若，文字中的译名属伊斯兰教的专用名词，郭沫若、金庸采用的是较为古雅的译名，通过查考，这些译名在今日的通行译法中有了极大不同：野芒对应伊玛目（意为领拜人，引申为学者、领袖、祈祷主持人）、霍山对应哈桑、莪默对应欧玛尔、尼让牟对应尼扎姆、依时美良派对应伊斯玛仪派，纳霞堡对应今伊朗境内霍拉桑地区的内沙布尔。

四

《鲁拜集》翻译出版的时间很早，1924年即由上海泰东书局印刷出版，此后又多次重印和再版。

“鲁拜”一词并非人名，而是诗体名，即四行诗，一、二、四句押韵，相当于中国近体诗里的绝句，也有译成柔巴依、怒湃，所以《鲁拜集》是一本诗集的名称。

《鲁拜集》的作者被郭沫若译为莪默，金庸小说称为峨默，还有译成奥玛，现在则多译为欧玛尔，不论何种翻译，所指的这位诗人都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欧玛尔·海亚姆。

海亚姆是公元十一世纪的人，1048年5月18日出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内沙布尔，后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接受教育。1070年前后，二十多岁的海亚姆应邀来到撒马尔罕。自此，他安心从事数学研究，完成了代数学的重要发现，包括三次方程的几何解法等，这是当时最深奥的数学。依据这些成就，海亚姆完成了代数著作《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简称为《代数学》。不久，海亚姆应塞尔柱王朝第三代苏丹马利克沙的邀请，西行至都城伊斯法罕，在那里主持天文观测并进行历法改革，并受命在该城修建一座天文台。

他的早期著作《算术问题》只留下封面和几篇残页，但幸运的是，《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流传下来，这就是经典数学名著《欧玛尔·海亚姆代数学》。1931年，卡西尔英译的校订本《欧玛尔·海亚姆代数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我们今天能了解到海亚姆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基于这部书。

在几何学上，海亚姆留下了《辨明欧几里德几何公理中的难点》一文，试图证明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论者认为，他关于平行公设的证明已经隐含了后世非欧几何的思想。海亚姆出任天文台台长十八年，编制了《马利克沙天文表》，记录了黄道坐标和最亮的数百颗恒星。他还制定了堪与格利高里历相比的新历法，其法每3770年（一说5000年）误差一天，格利高里历则每3330年误差一天。

1118年，马利克沙的三子桑贾尔迁都谋夫，海亚姆随同前往。在那里他与弟子们合写了《智慧的天平》，用数学方法探讨如何利用金属比重确定合金的成分。晚年，海亚姆独自一人返回故乡内沙布尔，亦即纳霞堡，他从此招收弟子，专心教学。海亚姆终生未娶，既没有子女，也没有遗产。如果对欧玛尔在数学史上的地位感兴趣，想了解他更多的故事，可以观看BBC的纪录片《数学的故事》，里面有详尽的介绍。在海亚姆离世之后至少七百年的时间里，世人对海亚姆的认同仍然是数学家，有关他的诗作，无人问津。

五

海亚姆研究天文、数学之余，写下了大量四行诗，据说最全的抄本，收集他的四行诗有五百多首。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海亚姆的诗歌创作的数量不能算多。彼时在古波斯，凡诗人必要多产，比起同时期动辄千首诗作的诗人，海亚姆无疑相形见绌。

也许因为海亚姆是科学家，他对自然本体的客观本性有深刻的理性认知，所以他的诗与中古世界的宗教神秘主义大相径庭：浩瀚广袤的宇宙，无限绵延的时间，飘忽落寞的人生，都以个体的自我体验出之，超越了时代，充满了现代意味。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说过：“不失常态者成不了诗人。”海亚姆正是这样的奇人。

海亚姆的诗能够为世人所知，是因为《鲁拜集》有了一位杰出的英文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和海亚姆一样，也是位个性极强的人。他青年时代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跻身于剑桥的精英学生团体，此俱乐部仅接纳十二个人，因而被称作“使徒”，当时的成员包括后来的著名文学家丁尼生、萨克雷，他们都是菲茨杰拉德的好友。

菲茨杰拉德离开剑桥后，回到乡下，靠着祖产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四十四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即离异，此后孑然一身，日常唯有读书、泛舟、吸烟、听音乐。

有件事颇能显示其个性。有一次他驾船去荷兰欣赏一幅名画，海上颠簸，备尝风浪之苦，岂知到达港口后，菲茨杰拉德伸手试风，觉得这个风向适合返航，于是掉头而归，画却不看了。这件事像极了中国晋人王徽之的故事。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的五公子，一日推窗见大雪纷飞，突然兴起，立即乘舟从山阴到剡溪访好友戴逵戴安道，舟行竟夜，始抵剡溪，不料王徽之令船夫返回，船夫不解，王子猷答：“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此段典故称为“雪夜访戴”，足可与菲氏东西辉映。

菲茨杰拉德死后，墓碑上镌刻的铭文是I am all for short and merry life（我一生短暂而快乐），堪称盖棺之论。

1852年，菲茨杰拉德师从考威尔学习波斯语。考威尔在牛津波德莱恩图书馆发现了一份1460年的波斯文手抄本，正是包含158首诗的《鲁拜集》，他随即誊写了一份交给了菲茨杰拉德。考威尔后来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图书馆发现了另一部《鲁拜集》抄稿，也誊写了一份送给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读后受到强烈震撼，于是在1857年用了半年时间翻译《鲁拜集》，1859年4月9日该书英译本初版正式出版。英文第一版《鲁拜集》由菲茨杰拉德自费出版，仅仅发行了250本，自己还留了50本，售价从5先令一路直落到1便士，仍然无人问津，可谓备受冷落。后经著名诗人罗塞蒂和斯温伯恩大力推介，才引起世人关注。从1868年到1889年，一连印刷到第五版。第一版收入75首诗，第四版增至101首，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到1925年，这个101首的译本已重印139次，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受到菲茨杰拉德译本的影响，世界文坛兴起了经久不衰的“鲁拜热”，译者纷起。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700多种版本的《鲁拜集》，其中包括32种英译本、16种法译本、12种德译本、5种意译本、4种俄译本，等等。早期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的版本洛阳纸贵，已经成为文物，如今一本1929年版的《鲁拜集》，已卖到8000美元。2009年，菲茨杰拉德《鲁拜集》英译本出版150周年的时候，英国1月份的《卫报》撰文说:“《鲁拜集》的出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其重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同在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鲁拜集》的中文译本亦多，从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再到伍蠡甫、黄克孙、李霁野、黄杲炘、陈次震等人都以不同版次的英文底稿做过翻译，译者几达30余位，堪称被翻译最多的一本英文诗集。钱锺书早年也曾译过《鲁拜集》，不过译稿没有公布，而今只能从《槐聚诗存》看到一首译自《鲁拜集》的诗，时间为1936年，在这里钱锺书将《鲁拜集》意译为《醹醅雅》。郭沫若译的《鲁拜集》早已流行，钱锺书当不会不知，或许他觉得“醹醅雅”译音相近，且“醹醅”二字大增“酒气”吧。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也说：“十九世纪末，爱文学的青年每人一本《鲁拜集》。这是文学史上的风流韵事。我在十三岁时见到《鲁拜集》译本，也爱不释手。奇怪的文学因缘，凭本能觉得好。”木心也译有部分《鲁拜集》中的诗作。

六

《倚天屠龙记》里说首相尼若牟死前吟诵峨默的诗：“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但在所见到的《鲁拜集》中，并没有能与之完全对应的诗。

郭沫若所译《鲁拜集》第28首的最后一句“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相类，但并不完整。若从诗意来看的话，第29首其实更为接近。

我将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黄克孙的七言古诗译本以及郭沫若的新诗译本并列于下：

菲茨杰拉德（第28首）：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nd with mine own hand wrought to ma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

黄克孙：

辜负高人细解蒙，

希夷妙道未能通。

此心本似无根草，

来是行云去是风。

郭沫若：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所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菲茨杰拉德（第29首）：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I know not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

黄克孙：

浑噩生来非自宰，

生来天地又何之。

苍茫野水流无意，

流到何方水不知。

郭沫若：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黄克孙本是物理学家，他也和海亚姆一样，研习科学之外，喜欢文学，他的译文是中国的七言诗，才华横溢，文采斐然，足堪与英译媲美。郭沫若的译文是新诗体，因为郭沫若本身也是诗人，颇能抓住原诗的精髓。

这样看来，金庸应该是参考郭沫若的译文，将第28首的末句和第29首的意象相结合，才成了小说中的“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最为巧妙的是妙用了“兮”字，大有《楚辞》的味道。

一个“兮”字，古意盎然，点睛之笔，其实全在这个小字的去或留。

七

走笔至此，关于《倚天屠龙记》和《鲁拜集》之间的因缘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过，金毛狮王谢逊所讲故事中，还有山中老人霍山的事，有必要提一下。

小说中说山中老人霍山“……事败后结党据山，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该派专以杀人为务，名为依斯美良派……”

依斯美良派现在一般译作伊斯玛仪派，是伊斯兰教众多派别中的一支，在阿巴斯王朝晚期，兴起于北非，本身并非“专以杀人为务”，真正的由霍山创立的“暗杀派”实际上是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

霍山的译名，现在一般都称作哈桑。哈桑生于伊朗，自称南阿拉伯希米叶儿王朝后裔，是否会武功倒不知道，但他精通算术、几何、天文，在埃及加入伊斯玛仪派。当时法玛蒂朝中王子争位，导致伊斯玛仪派分裂。哈桑支持长子，失败被逐，他逃到叙利亚和伊朗，建立了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阿萨辛派（Hashāshīn）。暗杀这个词在英语里是assassin，如果你玩过一款动作类游戏《刺客信条》，相信你对这个词不会陌生，其原始词根就是来自于这个教派。

1090年，哈桑夺取伊朗西北的“阿拉木图”（波斯语意为“鹰巢”）堡垒，建立了独立王国。此堡位于阿勒布兹山脉中，海拔超过三千米，地势险峻，阿萨辛派的信徒以此为根据地，击退了赛尔柱人的多次围剿，统治了伊朗北部的山区。这一王国历史上被称作“阿拉木图谢赫朝”，统治者被称为谢赫，第一任谢赫就是哈桑。

哈桑立国于阿勒布兹山中，所以被称为“山中老人”。他的继承人和他一样在山中神秘地生活，每一代谢赫都被称作“山中老人”，这已成为世袭称号。

根据记载，谢赫对一些狂热的信徒进行精神麻醉和控制，用来执行具体的暗杀任务。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写到的“山中老人”控制青年之手段，也并非是小说家的想象，而是来自《马可·波罗游记》。

阿萨辛派威震中东地区两百多年，从这里派出无数杀手，搞得当时的波斯王朝和后来的十字军人人自危。波斯（塞尔柱王朝）丞相尼让牟确实也是死在阿萨辛派的刺客手中。不过，郭沫若和金庸说他们是至交好友，同窗多年，则属虚构，双方不仅政见不合，而且年纪也相差甚多。

尼让牟就是塞尔柱王朝著名首相尼扎姆·穆勒克，据历史记载，尼扎姆文武双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治世有方，热心学术，奖励科学研究，门下汇集了不少的学者。这样的杰出人物，遭人忌恨，于是在1092年死于暗杀。

小说中的英王爱德华指的应该是爱德华一世，他在位期间，英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并非不列颠人都尊敬他，苏格兰和威尔士人就很痛恨他。爱德华一世高大英俊，被称作“长腿爱德华”。

王后吸毒救夫之事确有记载。爱德华一世的妻子是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公主，二人感情甚笃，1290年埃莉诺于威尔士去世，在她的遗体运回伦敦的路上，爱德华一世在每个驿站都树立了一个十字架。至今，伦敦还保留着一部分这种十字架，被称为“王后十字架”。不过爱德华一世在世的时间，距离谢逊口中的霍山，相距近百年，是以霍山刺杀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之事，纯属金庸的杜撰。毕竟当时的英格兰只是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不可能插手到中东。而山中老人也没必要派人渡海去刺杀一个威胁不到自己的人物。不过以金庸的习惯，他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所言有据，《倚天屠龙记》连载版，在爱德华这段文字后面，他写了句：“金庸按：此事见新英国正史。”爱德华被刺事件发生在1272年6月，地点是十字军控制的叙利亚城市阿克，他当时只是王子，没有成为英格兰国王，行刺者是埃及苏丹派来的间谍。一种说法就是埃莉诺从创口吸出毒液，救了爱德华的性命。《倚天屠龙记》修订版之后，这句“金庸按语”消失，想来金庸也发现了错误，但这段细节颇有力量，也就当作“小说家言”了。

此一时间段，阿萨辛派实已灰飞烟灭。125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率蒙古大军西征，挺进波斯，在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建立了伊儿汗国。他当然不会允许阿萨辛派这样的恐怖组织存在，于是提出，只要投降，可保活命。末代“山中老人”鲁铿丁率众出降，蒙古人捣毁了所有阿萨辛派的城堡。紧接着，旭烈兀违背诺言，将阿萨辛派众人全部杀死，这个暗杀组织瞬间崩溃。

鲁铿丁在朝见蒙哥汗的途中，也被旭烈兀派的护送军校杀死。不知他在临死时对自己的命运作何感慨，更不知道他临死时是否也会想起这句歌词：“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俩俩相忘

一

台视与杨佩佩工作室合作拍摄的1994版《倚天屠龙记》，在当年风行一时，记得彼时我正读初中，即将面临中考，可心心念念的全是电视里的《倚天屠龙记》。这可能是第一部由大陆、香港、台湾合力拍摄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制作班底在当时可谓强大。这部剧细究起来，其实对金庸原著改动颇多，有的观众就不买账，认为里面感情戏过滥，称其为“拍出来的金庸像提着把菜刀的琼瑶”。不过制作人杨佩佩对这部剧非常得意，她在采访中说，金庸称赞说其小说改编最满意的就是这部戏。据传金庸看过周海媚饰演的周芷若后，开玩笑说，早知道就改结局，让周芷若跟张无忌在一起了。考诸小说，倒非虚言，对于周芷若的结局，金庸始终摇摆不定，在他的小说里，《倚天屠龙记》修改结尾每次都要改动。连载版中，周芷若青灯黄卷，出家为尼；修订版则显得开放，暗指张无忌有可能享齐人之福；新修版里，周芷若有了更加前卫的婚姻观念，她允许张赵二人在一起，但不得成亲，因为这样久了，张无忌终会想起她。

图片

杨佩佩版的电视剧留下的几首歌曲确实不俗，街头巷尾，魔性穿耳，堪称“神剧出神曲”，其歌曲传唱度之高、创作之成熟，突破了武侠剧的局限，为电视剧音乐佳作，也正因如此，该剧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音效、美术指导两大技术奖项。

这些歌曲中，有两首歌的歌词是台湾词作者厉曼婷所作，一首是成龙演唱的《你给我一片天》，另一首便是辛晓琪演唱的《俩俩相忘》。这首歌名，大部分人都会读作《两两相忘》，“俩”读音是liǎ，读liǎng的时候，是“伎俩”的意思，不过念作liǎ liǎ，说不出的一种怪异。《俩俩相忘》在剧中由小昭在明教地道中唱来，颇让人动情：

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换，到头来输赢又何妨。
日与夜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
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
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
风潇潇，人渺渺，快意刀，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熟悉金庸小说原著的人，自然知道这段情节出自《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回“与子共穴相扶将”，张无忌无法打开石门，心生歉疚，小昭要为他唱曲儿：

小昭坐在他身边，唱了起来：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
张无忌听到“吉藏凶，凶藏吉”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际，果真如此，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登时大减。又听她继续唱道：
“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张无忌道：“小昭，你唱得真好听，这曲儿是谁做的？”小昭笑道：“你骗我呢，有甚么好听？我听人唱，便把曲儿记下来了，也不知是谁做的。”
张无忌想着“天地尚无完体”这一句，顺着她的调儿哼了起来。小昭道：“你是真的爱听呢，还是假的爱听？”张无忌笑道：“怎么爱听不爱听还有真假之分吗？自然是真的。”
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轻轻按捺，唱了起来：
“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曲中辞意豁达，显是个饱经忧患、看破了世情之人的胸怀，和小昭的如花年华殊不相称，自也是她听旁人唱过，因而记下了。张无忌年纪虽轻，十年来却是艰苦备尝，今日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咀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两句，不禁魂为之销。所谓“那一日”，自是身死命丧的“那一日”。他以前面临生死关头，已不知凡几，但从前或生或死，都不牵累旁人，这一次不但拉了一个小昭陪葬，而且明教的存毁，杨逍、杨不悔诸人的安危、义父谢逊和圆真之间的深仇，都和他有关，实在是不想就此便死。

这段文字我着实是喜欢，就忍不住全文照录了。厉曼婷所写歌词化用了原著中小昭所唱之词，正所谓古韵易得，却也要生就侠骨柔情，才能入味入心，呈现出一番古朴浪漫的情怀。

对比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有几个版本，小昭在明教地道中都唱了歌。1986年梁朝伟版，小昭扮演者是尚为稚嫩的邵美琪，其歌词：“这一片大地翠山河，春花与蝴蝶风中飞，带给我和平与安详，为我人生添欢喜，身飞起，心飞起，让大地情歌滋润大地……”美则美矣，但与彼时情景并不搭配。1994年马景涛版，陈孝萱饰演的小昭，唱的便是《俩俩相忘》，原唱者辛晓琪。2001年吴启华版和2009年邓超版，用的都是书中原文，只不过2001年版为粤语，2009年版编曲大兴异域之风。到了2019年曾舜晞版，直接用回了《俩俩相忘》，颇有向经典致敬之意。

纵观各剧版本，《俩俩相忘》这首歌化用原文大部分的词语意境，又经过现代诗歌形式的演绎，契合度无疑最高。有的版本虽然使用的是原文，但限于编曲和一些今人对词意的理解，皆只取了其中几句，展现并不完整。

考诸原著当中的这几句曲子词，并非是金庸自己所作，而是元代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双调·乔牌儿》，金庸略作修改，但在原文中并未点出。

关汉卿的原作节选如下：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暗吉。
【夜行船】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锦上花】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如昨日。古往今来，恁须尽知，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幺】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这几段散曲，出自《阳春白雪》钞本后集卷四，录有全套，曲下未写撰人，在目录写明关汉卿作（林喦，《关汉卿新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倚天屠龙记》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元朝末年，小昭能够唱元人散曲，倒也符合历史语境。只是如2009年版电视剧中，将这段曲词改编成异域曲风，却有些不妥。想来是因为编剧、导演认为小昭具有波斯血统，这首歌应该是从两河流域传来，却是想错了。

关汉卿所写散曲蕴涵着丰富的中国哲理韵味，《双调·乔牌儿》中，开篇就在自然物理与人生价值的对比中，明确提出对待人生的态度：“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这里的“世情”即社会人生的状况，“物理”即自然大化的规律，二者的关系是由此及彼、相互印证的辩证关系。从空间范畴关系说，后者决定着前者，不可逆转，因此也决定着作者的人生理念，人生应该以适意为最重要，适意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不能人为扭曲。【夜行船】具体阐释:“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还是由“世情”起笔，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来论证世间的富贵不能长久。

在关汉卿所阐发的人生哲理中，蕴涵着辩证法思想：“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暗吉。”

关汉卿的哲思的源头来自道家思想。在老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是其重要观念之一，也是最高的生活境界。庄子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要超越常人所企慕的与人和谐融洽的“人乐”，追求与天道相合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道家看来，“道”和“美”的本质，皆在自然无为。这是道家哲学和美学的核心。

关汉卿的这段散曲，吸收了传统的道家思想，又结合了自己的人生体味与思索，可以说是散曲的上乘之作。

按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人物设定，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张三丰最得意的弟子，自有修习，正是道家一脉。小说第十三回“不悔仲子逾我墙”，在蝴蝶谷中，张无忌遇到金花婆婆，金花婆婆感叹无忌的短命，张无忌则是：

……心头忽然涌起三句话来：“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这三句话出自《庄子》。张三丰信奉道教，他的七名弟子虽然不是道士，但道家奉为宝典的一部《南华经》却均读得滚瓜烂熟。张无忌在冰火岛上长到五岁时，张翠山教他识字读书，因无书籍，只得划地成字，将《庄子》教了他背熟。

张无忌幼年时的识字课本，就是道家的经典《庄子》，他的思想受道家影响无疑是很深的。读者都觉得张无忌性格优柔寡断，总是屈己从人，却不知是幼年的教育环境影响了他。

回到小说中，小昭唱曲子时的情境，两人被成昆堵在秘道中，其时应是都有了必死的觉悟。读者自然知道，两人定会脱困，但在小说当中，张无忌屡推石门，无功而返，心中沮丧，定然觉得生还无望。小昭的心里，肯定更不好过，原文说小昭哭了，可是不一会儿又破涕为笑，转而安慰起张无忌来。

小昭在这样的境况下，唱出堪破世情的一首曲子，应情应景，只觉二人命运悲惨，令人怜惜。一个满腹心事的小丫鬟和一个半生孤苦的少年，从此长埋地下，无人知晓，也无人挂念，果然是“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小昭心中的悲痛和从容，借曲子词婉转传达，而这些曲子词，又恰恰和张无忌幼年时接受的人生教育非常贴合，因此张无忌才能“魂为之销”。

金庸对笔下人物性格的把握，以及他转引诗词曲赋，烘托小说情节的准确程度，于此可见一斑，看似不经意之间，却是举重若轻，功力不凡。

二

金庸之所以引用关汉卿的曲子词，一是历史背景合适，二是曲词内容贴切，三来也不无暗含向关汉卿致敬之意。

关汉卿之名，人们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其作品也家喻户晓，但观其生平资料却寥寥无几，连身份、生卒年都无法确知。

元末戏曲家、杂剧作家钟嗣成在元代至顺元年（1330）完成的两卷《录鬼簿》，是一部专门记载元曲作家生平事迹及作品目录的专著。书中著录元曲作家152人，作品400余种。钟嗣成将150多位作家分作三期：第一期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其中包括关汉卿等五十六人，是钟的祖辈人物。第二期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或“已死才人不相知者”，包括宫天挺等三十人，这一类是钟嗣成的父辈人物。第三类，“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和“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共二十五人，这类是钟嗣成的同时代人物。有专家认为，这是钟嗣成对元杂剧发展演变系统考察后的分期方法，对后世戏曲研究很有影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据此将元杂剧分为三期：第一期，蒙古时代（1264～1294）；第二期，一统时代（1294～1331）；第三期，至正时代（1331～1368）。《宋元戏曲史》第九章《元剧之时地》中列出了“有杂剧存于今者”的剧作家第一期二十七人，二期七人，第三期九人。王国维说：“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皆属这一时期。

关汉卿之名不详，字汉卿，号已斋叟，现存他的作品里有散曲《大德歌》十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时间范围是从1297年到1307年。根据关汉卿散曲中的一些文字记载，可推断他的生年应在1230年之前，卒年应在1300年前后。

关汉卿的身份，有记载说是太医院尹，有专家考证，“尹”字可能是“户”字之误。因为：第一，元代没有“太医院尹”这个官职；第二，元代却有“太医院户”。“太医院户”是元代户籍的一种（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戏剧论丛》1957年第2期）。前辈如果是医生，受太医院管辖，后辈即使不当医生，也属于医户。这也是剧作家田汉在话剧《关汉卿》当中，说关汉卿懂得医术的来源。

元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九十八年，关汉卿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断绝了科举仕途的道路以后，列入“九儒十丐”之中，走进了瓦舍勾栏，成为编撰杂剧的“书会才人”。《永乐大典》所引的元代人熊自得在《析津志》中对他的评价精辟而生动：“关一（已）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给他的挽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关汉卿在元杂剧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在明初时，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栏目下即说：“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

《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中，王国维对关汉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市井，出入勾栏瓦舍，学会了很多民间技艺。他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所说：“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他明显是位多才多艺的人，也因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艺人中，形成了一种愤世嫉俗、爱憎分明、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也是在这支《不伏老》的散曲中，他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关汉卿和当时的著名女演员珠帘秀交往深厚。关汉卿所做的杂剧很多是“旦本”，当代学者王季思先生在《元散曲选注》中就说：“关汉卿所塑造的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很多是从珠帘秀等优秀女艺人身上找到原型、汲取素材的。”关汉卿创作的许多剧目也是由珠帘秀搬上舞台。珠帘秀演技高超，也因剧目是关汉卿按照珠帘秀的演技特色而写，比如《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等，所以珠帘秀演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充满感情，将关汉卿的戏表现得淋漓尽致，获得理想的戏剧效果。一位是杰出的剧作家，一位是出色的演员，二人感情弥笃、配合默契。一写一演，珠联璧合。

今日关汉卿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初高中历史课本上都有他的名字。关汉卿逐渐被重视，也和1958年6月28日中国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有关，元杂剧也被列为古典文学中重点的研究对象。

关汉卿有如此成就，为何生平资料这样少呢？这和中国古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有关。文人认为诗歌和文章才是正经“主业”，小说、戏曲都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甚至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设“元曲”科目，还要力排众议。这是我国大学讲坛第一次开设“元曲”科目，从而将“鄙俗”之学搬入高雅之堂。当时，上海某报还撰文批评北京大学设立“元曲”的课目，指元曲为“亡国之音”，认为不当讲授。

元杂剧的兴盛，就在于其改变了文人以诗歌为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沉沦下僚”而“不平之鸣”，颇有突然性和爆发性。蒙古帝国的暴力，冲击了中国的儒家礼乐文化、伦理道德，给底层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反映社会现实的戏剧一下喷薄而出。

金庸在修订版的《射雕英雄传》开头，增加了一段张十五说书，以示不忘中国小说的源头是中国说书艺人所作的话本，在《射雕英雄传》和《倚天屠龙记》中，又将元曲纳入文中，这和当时国内提升关汉卿地位，与他一心想提升“武侠小说”地位的心思是分不开的。

陈世骧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长期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学系，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他在给金庸的信函中说：“当夜只略及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陈世骧将金庸小说与元杂剧相提并论，金庸应该是大有知己之感，他在《天龙八部》的“后记”中说：“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评。”金庸不仅将信件原文附录，明河社版《天龙八部》第五册还将书信原件影印一并收录。陈世骧的两封信字迹秀挺，从书法角度来看，亦是精品。

由此可以想见，金庸面对知音的得意之感，其实跃然纸上。

三

《倚天屠龙记》于1961年7月6日至1963年9月2日在《明报》连载，由邝拾记报局结集出版，也就是《倚天屠龙记》的连载版小说。在连载版中，张无忌、小昭被困地道，小昭唱曲一段，在第五十五回“秘道练功”：

小昭坐在他的身边，唱了起来：“依山洞，结把茅，清风两袖长舒啸。问江边老樵，访山中故友，伴云外孤鹤，他得志，笑闲人；他失志，闲人笑。”无忌起初两句并无留意，待得听到“他得志，笑闲人；他失志，闲人笑”那几句时，心中蓦地一惊，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不禁为之一消，又听她继续唱道：“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塞外挥刀。他得志，笑闲人；他失志，闲人笑！”悠闲的曲声之中，又充满着豪迈之气，便问：“小昭，你唱得真好听，这曲儿是谁做的。”小昭笑道：“你骗我呢，有什么好听？我听人唱，便把曲儿记下了，也不知是谁做的。”无忌想着“英雄不把穷通较”这一句，顺着小昭的调儿哼了起来。小昭道：“你是真的爱听呢，还是假的爱听？”无忌笑道：“怎么爱听不爱听还有真假之分吗？自然是真的。”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要是有琵琶配着，唱起来便顺口些。”

接下来，小昭唱的才是“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几段散曲，连续罗列，堆砌文中。可见金庸在最初写作的版本里，除了使用了关汉卿的《双调·乔牌儿》，还用到了元代散曲家张可久《庆东原·次马致远先辈韵九篇》九首中的两首，即引文中“依山洞，结把茅”和“诗情放，剑气豪”的两段。

如前文所言，张无忌和小昭二人在密道之中被困，脱身无望，小昭所唱“豪迈之气”，确与当时情景不符，有此两段唱词，反为冗文，金庸将其删去，又将关汉卿所作散曲，经过段落剪裁，行于文中。从文字角度来讲，确比原文高明得多，而小昭的善解人意、惹人怜爱的形象，也更为突出。

这首曲子在《倚天屠龙记》中，不仅小昭唱过，殷离也曾经唱过，是在殷离海中受伤之后。不过金庸安排殷离唱这首曲子，目的仍是要写小昭。将《倚天屠龙记》三个版本对比，可以看到金庸对小昭这个人物，的确是非常的喜爱。

《倚天屠龙记》连载版，第八十二回“美若天仙”：

忽然之间，一声极温柔、一声极细致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曲声入耳，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上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眼见无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自痴痴瞧着自己，和他目光一相对，立时转头避开。

《倚天屠龙记》修订版，第二十九回“四女同舟何所望”：

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上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无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自痴痴的瞧着自己。

《倚天屠龙记》新修版，第二十九回“四女同舟何所望”：

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曲子。
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上秘道之中，出口为成昆堵死，没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自痴痴地瞧着自己，清澈的目光中似在吐露和殷离所说一般的千言万语，一张稚嫩可爱的小脸庞上也是柔情万种。

从目光闪躲，到定睛瞧着不放，再到目光中的千言万语，小昭对张无忌是越来越痴恋。不仅如此，小昭成为波斯明教教主之后，两人即将分别，张无忌向小昭表白，称她是自己最爱的人。

张无忌究竟爱谁？在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其实连张无忌自己也不知道，但金庸无疑是最爱小昭的，在一次武侠小说的讲座上，曾经有位女读者问我，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小昭？我一时不好回答，其实金庸自己在新修版《倚天屠龙记》第四十回“东西永隔如参商”中，完美做了解释：

她双颊红晕如火，伸臂搂住张无忌头颈，柔声说道：“教主哥哥，本来，将来不论你娶谁做夫人，我都决不离开你，终生要做你的小丫头，只要你肯让我在你身边服侍，你娶几个夫人都好，我都永远永远爱你。我妈宁可嫁我爹爹，却不肯做教主，也不怕给火烧死，我……我对你也一模一样……”
……
张无忌低声道：“我会永远永远记得你。我前晚做梦，娶了我可爱的小妹子做妻子，以后这个梦还会不断做下去。”小昭柔声道：“教主哥哥，我真想你此刻抱住我，咱二人一起跳下海去，沉在海底永远不起来。”
张无忌心痛如绞，觉得如此一了百了，乃是最好的解脱，紧紧抱住了小昭，说道：“好，小妹子！咱二人就一起跳下海去，永远不起来！”小昭道：“你舍得你义父，舍得周姑娘、赵姑娘她们吗？”张无忌道：“我这时候想通了，在这世界上，我只不舍得义父和小妹子两个。”小昭眼中射出喜悦的光芒，随即又决然地摇摇头，说道：“现今我可不能害死我妈妈，你也不能害死你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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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最熟悉的修订版中，小昭一直称呼张无忌为“张公子”，到了新修版，已经改成了“教主哥哥”，亲密程度大为增加，并且还表示，无论张无忌娶谁，她也不嫉妒，也绝不离开，不仅终生陪伴，还要永远爱着张无忌。

四

金庸心中的小昭会是谁呢？这一点恐怕金庸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他可能一直希望遇到这样一位小昭。

1947年夏天，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主持副刊《东南周末》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他在登门访问小读者杜冶秋时，遇到杜冶秋的姐姐杜冶芬，一见钟情，遂送上郭沫若的戏剧《孔雀胆》戏票，邀请杜家人看戏。杜家移居上海，金庸就职于上海《大公报》，两人鸿雁传书，坠入爱河。1948年3月30日，金庸受命前往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生活清苦，即使这样，半年后金庸回上海述职，于10月2日急匆匆和杜冶芬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婚后挈新妇返港。杜冶芬生活在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瞧不上彼时尚是渔村的香港，金庸原计划短暂停留，没想到就此留下。1952年，金庸调到了创刊不久的《新晚报》，两人住在香港湾仔摩理臣山道，距离报社很近。附近马路叫杜老志道，有家夜总会就以“杜老志”为名，报馆中人好戏谑，就叫杜冶芬为“杜老志”，金庸不善辩，也无可奈何。杜冶芬则听不懂，她性子执拗，不肯去学粤语，社交圈子很窄。很多年后，金庸在接受《艺术人生》采访时说，当时杜冶芬看金庸在电影公司做编剧，就想去拍电影，但金庸希望她能留在家，因为自己一个小编辑，没有能力介绍她去做明星，两人感情愈疏，据传杜冶芬有了婚外情。终于到1953年，杜冶芬只身回到杭州，只留下一封信，让金庸回去办理离婚手续。

1953年3月初，金庸回到暌违已久的杭州，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3月8日，他参加了妹妹查良璇的婚礼后，回了香港，从《新晚报》调回了《大公报》。重回《大公报》，金庸结识了女同事朱玫，开始了他的第二段感情。朱玫1935年出生，小金庸11岁，毕业于香港大学，二人热恋数年后，1956年5月1日，在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若两人就此平平淡淡，估计也会白头偕老，但人生无法预测。1956年6月，《长城画报》第64期，特别以“林欢的婚礼”为题，刊登了金庸和朱玫的婚礼花絮照片。上面写道：“名编剧家林欢，过去曾替长城公司编过《绝代佳人》《欢喜冤家》《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等剧作多部，同时每期为本刊撰写之特稿，深为本刊读者所欢迎，最近与朱璐茜小姐恋爱成熟，于五月一日假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道贺者多为电影及新闻文化界同仁，情况热烈，本页各图，为婚筵举行时留影。”这上面的一张照片就是金庸和朱玫两人举杯的合照。除金庸夫妇举杯的经典照片，左上角照片是九岁童星萧芳芳和青年演员张铮的合影。二者后皆成为香港老戏骨，1995年共同出演了许鞍华的《女人，四十》。萧芳芳更以李连杰版《方世玉》中苗翠花一角为内地影迷熟知。这张照片，被很多书刊和网络用过，其来源正是这一期的《长城画报》。1959年，金庸和同学沈宝新创办《明报》，朱玫全力支持。报纸初创，人人身兼数职，金庸自任社长兼总编，朱玫则跑香港本岛新闻，夫妻俩连一杯咖啡都要分着喝。香港富家子弟戴茂生因仰慕金庸，投其麾下，工作在营业部，其实不过是他和沈宝新两人而已。回忆起朱玫，戴茂生说：“真是没话讲，采访一把抓，没见过女人像她这样吃得苦。”1976年，《明报月刊》十周年时，金庸写了篇文章《“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报》初期，说：“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岛来给我吃。”朱玫忙报社工作时，还要照顾四个儿女，可称贤妻良母，然而，这样的模范夫妻，依然走到了尽头。

二人的分离，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理念追求的不同。1967年9月22日，金庸创办《华人夜报》，社长是朱玫，具体负责的总编辑和督印人则是王世瑜。王世瑜出生于1939年，1961年还没毕业就考入《明报》当校对，四天后，金庸就让他做编辑，《明报月刊》创刊时他是主要成员，金庸创办的《野马》小说杂志，也让他担任副总编辑，其升职之快，在《明报》系统堪称史无前例。金庸喜欢王世瑜，给予他很大权限。在王世瑜的主持下，《华人夜报》成为了一份娱乐性很强的晚报，内容偏重情色，标题惊悚，文字大谈“内幕”消息，迎合市井低俗趣味，不久后每期就销售到三万多份。

朱玫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明报》是大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双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导致王世瑜一气之下，带着多名记者辞职，造成这份报纸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由此可见，朱玫的事业心颇重，工作上有自己主见，据说《明报》的同事见到她都有点头疼。王世瑜离开《明报》后，转投金庸老对手罗斌的《新报》系统，创办了《新夜报》，风格形式全是《华人夜报》的翻版，销路大增。金庸看在眼里，就埋怨朱玫冲动。金庸以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明报》既能有学术品格的《明报月刊》，也可以有迎合市场的《华人夜报》，有钱赚何必不赚，反正上面也没有《明报》的名字。朱玫颇有些刚愎，反而迁怒金庸，二人大吵了一通。据沈西城说，朱玫之所以坚持辞退王世瑜，还认为王世瑜古灵精怪，带坏了金庸。夫妻间吵架逐渐成了常态，偏巧金庸在这个时候，认识了16岁的林乐怡，金庸与朱玫二人感情上的裂痕逐渐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在1976年10月，金庸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缢身亡，表面上是查传侠和女友分手，又何尝没有对父母各走极端感到伤心？查传侠是金庸最爱的儿子，在接受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渣打财富人生》栏目采访时，主持人问他：“这一生当中你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金庸本能地重复了一下：“这一生中间最喜欢的人……”这句说完，金庸明显沉默几秒，他的右手抬起，连挥了两下，说：“最喜欢，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儿子，可惜他在美国自杀，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很伤心……当他想找我谈心事的时候，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而后悔，没机会和他多谈谈。”

金庸收到长子逝世的消息，当天还在报社写社评，他后来说：“我是一字一泪写下社评的。”处理好报社公务，金庸飞往美国处理儿子的丧事，回来时肝肠寸断。他在第二年《倚天屠龙记》修订版的“后记”中特别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儿子的逝世让金庸万分难过，也让他和朱玫的婚姻彻底走到尽头。2003年，金庸在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中说：“这个事情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她，所以自己心里很自疚的，很懊悔的。”当时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书，金庸曾经将离婚协议书撕掉，说我们不要离婚了，但是性格刚烈的朱玫不接受，说不要再搞回头的事情了。金庸很感慨：“我爱了这个人，一生一世永远爱她，这个当然很理想，像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这些，当然很好的，小说或者戏剧可以这样做，实际人生，人的感情，有的时候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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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林乐怡

在金庸的心中，第三任妻子林乐怡恐怕也未必是他的小昭。《明报》编辑部的老员工石贝曾回忆：“阿May（林乐怡）活泼爽朗，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般，她完全不顾忌她老板娘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我想他们的婚姻当中，查先生之于阿May虽是丈夫，但应该还有着很大一部分类似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宽容。”林乐怡亦未完全走入金庸的内心世界，她对沈西城说起金庸的性格：“沉稳内敛，从不背后说人，跟他相处了五十年，我有时候仍然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

金庸撰写《倚天屠龙记》时，正是《明报》1962年因报道移民潮而迅速崛起的阶段，他在小说的结尾让周芷若出家为尼，还将峨眉派掌门传给了张无忌，让赵敏（连载版时尚叫赵明）和张无忌共偕白首。在金庸心中，可能刚强的赵敏有着朱玫的影子吧！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订小说的时候，金庸的婚姻处于危机，就想让张无忌和这些女孩子有个和解，可是终究只是理想，等到2000年之后的新修版，金庸明白：“周芷若对张无忌说：‘你只管和她做夫妻、生娃娃，过得十年八年，你心里就只会想着我，不舍得我了。’这种感情，小弟弟、小妹妹们是不懂的。”

金庸的人生都被他一一写进了小说。他喜欢小昭，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个乖巧可人的小昭，可是终究不过是想想，也恰好印证了此篇文章的题目，心目中的爱人，只能存在想象当中，“俩俩相忘”而已！

林遥，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明月前身》《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等。